“国家目前针对房价、户型而做出的调控无法使房价真正回落。若不解决房地产市场中的官商勾结，所有的宏观调控都收效微。”12月2日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、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、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贺铿指出，目前房地产开发中主要存在两个问题，一是官商勾结，一是投机行为。要调控房地产，就应该解决这两个问题，房价就会自然回归正常。
现在，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，官商勾结是推动房价上涨，抵制、化解中央调控政策的根源，如果官商勾结的链条不打破，房价的非理性上涨是很难避免的，长此以往，必将导致严重后果。正如贺铿所说，世界上近20年来的金融危机，都和房地产市场有关系。中国房地产市场如果不加以调控，任其像这两年的状况发展下去，金融风险必将大大增加。除了金融风险，房价上涨造成的越来越多的人买不起房，也将成为危害社会稳定的一大隐患。
那么，官商为何勾结呢？我认为，这与我国对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职能的划分有直接关系。地方政府的核心任务是抓经济发展，我国之所以如此划分政府职能，是基于这样的理念：当经济快速发展后，政府才有资金向民生等方面投入，才能做好公共服务，满足人民的公共福利需求。
这样的政府职能设定与西方国家有着根本的不同。西方国家政府的职能首先是为公众提供优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，他们的一些市长，甚至连GDP是何物都搞不清楚。中共临沂市委书记李群在其著作《我在美国当市长助理》中提到：“在美国纽海文市当市长助理期间，我发现市长并不太管经济，甚至连GDP和WTO都不知道是什么，这在我们看来是很不可思议的。但他告诉我，这些是联邦政府考虑的事情，我们是不需要知道的。”在美国，市长只需要做好服务就行了，不需要抓经济。
西方国家如此设定政府职能是基于这样一种思路：如果政府能够为公众提高优质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，就能使人们消除后顾之忧，安心做好自己的工作。政府在公共服务方面不断提升，也能促使整个社会效率提升，从而减少社会运行和经济运行成本，促进经济发展，而经济的发展，反过来又能为政府提供更好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创造条件。
因而，西方国家的一位市长可能因房价快速上涨向上级政府“兴师问罪”，要求其调整相关政策，因为房价的上涨影响了公众的生活，给自己带来了麻烦。而我们的一位市长，则可能因为房价持续快速上涨而赢得出色的政绩，得到提升机会。显然，两者的差异，根源在于政府职能的定位截然不同。
从改革开放到今天，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，但是，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方面，做得还不够。我认为，在政府职能的设计上，我们应该及时做出一定的调整，即在政府职能中，逐渐扩大公共服务的职能，促使地方政府及其官员，不仅单纯地从经济发展上考虑问题，也从民生的角度，从公共服务的角度出发，站在宏观的高度上去看问题。否则，官商勾结的链条就很难被打破，因为地方政府官员与房地产开发商在利益诉求上是完全一致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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